人谈起明朝这个时代的税收,往往指责商贾逃税,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商人交税后,是否能获得对等的服务。明朝本来实行的是低税重赋役制度,把服役视为人的义务。而随着时代展,原有的服役制度已经推行不下去,渐渐改为折银,但是思路上并没有跟进。认为商人交的税银都是活该,只想着索取,没想着为商人服务,依旧把对方视为肥羊,也就导致两下的关系渐渐成为敌对。
明朝当下的奢靡之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商人带动起来。而商人之所以一方面逃避税款,一方面又挥金似土,大肆挥霍的原因,也与朝廷对商贾近似掠夺的处置方式有关。
弘治年间,珠宝商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以莫须有罪名下狱籍没家产,而在另一条时空线里,万历年间的富翁姚辇因为没有子嗣,死后诸侄争产诉于官,最后朝廷下了命令将姚家全部家产充公……天启年间吴金薄借款两百万于朝廷,朝廷不但不归还欠款反把吴下监。
最惨的则是天启年间盐商吴养春,以五十万白银助军饷,结果因为出钱太多,被朝廷认为是肥猪,不但不嘉奖,反把其父子三人关押在监牢里迫害致死,其妻妾亲族皆被追缴产业,以至于家破人亡。
正因为有这些例子,商人们才变得不爱存钱,反正钱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儿孙靠着父祖积蓄安渡一生,还不如在自己这辈就花掉,总好过便宜朝廷。由这些人带动的奢靡风,反过来又影响了天下,导致明朝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固然万历朝眼下还没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是不保护不鼓励,尤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概念。商人们交了税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保护或鼓励,反倒有可能因为纳税而被当成肥羊,成为胥吏衙役盘剥的对象。是以纳税积极性不高,对于朝廷也缺乏信任及认同感,也就是情理中事。
范进提出的按纳税额度进行不同程度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政。他们未必相信官府的节操,但是大多愿意相信范进。毕竟之前牛痘的事,这些人都算是受益人,打冯邦宁的事,也是他们亲身经历。这样的人,总归是比普通官僚可信一些。
这也是范进放上元县的一个优势,有深厚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士绅这个阶层里,他有着足够好的人缘。如果是像邹元标那样放到贵州某个汉夷杂居之地,他纵然有通天手段,也难以挥出多少作用。
一上午的光景,商贾来来往往,上元境内数得着的大户,来了七成有余。大家不但主动完税,而且全都抢着去当甲等户。这不光是一个官府保护力度问题,还有一个商业信誉问题。纳税多,证明自己经济实力强,以后和外来商贾做贸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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