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
至1938年年底,占全部人口80%~85%的贫农和中农,已经拥有了80%以上的土地,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70%和10%。
陈先生等人哑然,接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华侨,岂能不知道这两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明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咒水之难不远矣①,加上日本人的全面侵华,神州陆沉恐怕近在眼前,到时候他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
所以,边区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下场就是当亡国奴。
在众人思考期间,副部长继续对边区的各种政策进行讲解,增进双方的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
“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前,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保护隔命的成果。
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
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没有任何隐瞒,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
陈先生微微点头,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
“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那我再说几组数据,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可以自行思考嘛。”
副部长开了个小玩笑,沉声把边区建立前后,驻地周边的私营企业历史、数目、资本总数,乃至整体商业政策进行了阐述。
“在边区建立前,本地的反动政府不但要粮要钱,派差拉夫,勒索敲榨,苛如猛虎,军队还烧┴杀抢掠,导致十室九空,人民群众惨遭祸殃。
驻地附近的人口大量减少,数百华里走下来,有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截止到36年,本地的私营企业不过168家,总资本4万元。
随着我们的政策鼓励,1937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04家和7万元,去年,即1939年年末更是变成了262家和40万元,商业活动得到了恢复。
不少地主资本也转向了工业投资,整个边区现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不下200人,大型织机数十架,年产土布4000匹。
在驻地、安定、延川、延长等地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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