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三:天候、地理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大唐中前期之所以繁荣,与当时适宜庄稼生长的天候有关。
而天宝年间,有清晰的记载:尤其是关中地区,多为雨涝。
这些肯定会对粮食的丰收有负面影响,毕竟传统农业一直就是靠天吃饭的。
但造成杜甫身在关中地区,还身任小官职的前提下,发生了饿死小儿事件的,肯定不止是天灾。
贪贿。这是大唐不能规避的问题。比如王鉷,于朝廷而言,这是个政绩颇丰的大功臣。但于官政、吏政,于军镇(如朔方地区征收赋税就很重,也造成诸族在此的不断叛乱)、于百姓而言,他是一个大恶人无疑。
目前看到的文献,以敦煌遗书的出土最为清晰。唐代的粮食亩产,大致在百斤上下。
也有说能够达到更多的,比如近两百斤。但要注意的是,田地在大唐也是多季节生产了。比如,种了小麦之后,可以种豆类。
多数文献证明,亩产小麦或粟,百斤左右是差不多的。这是百姓的基本口粮,风调雨顺自然好一些,但遇到天灾后,因为缴纳租税是固定的,百姓的生活困苦可知。
史书记载“盛唐时,达到斗米二文;开元时期,斗米五文”。
这里面要辨明的是:丰收地区的粮价与一般地区的,肯定不同;这个月与下个月的粮价,肯定不同。
所以,这至多是一个政绩的标杆,未必能够作为当时社会的持久衡量标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观点表达。
如果对大唐所谓盛世感到一好百好的话,可以看看《王梵志诗校注》,里面的描写活灵活现。
另外,比如官贵的强占资源问题。
因为稻麦要进行脱壳,水硙,就是很便利的工具。百姓使用,肯定是要交费的。
也因此,它成为利用天然河道或者开挖水渠后,由官贵豪强建立在水道中,随时转动着财富的“银行”。
史书记载,高力士在长安城外的河渠中,因为建立的水硙太多,而影响了田地的灌溉。
本部作品中,也有宋通和陈晖、段晏等人的对话,稍微阐述了当时的农业弊端。
诸如这些,才使得财富过于集中,百姓生活困顿。即便是盛唐时期的关中,也有农民大规模有组织的抗争事件。
地理:
本部作品,视角从长安这个繁华之地,转向了大唐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
再由此,北上至草原大漠。
长安可以描写的故事当然很多,但很难脱出官僚贵人们无病呻吟的生活状态。作者的这部作品,注意力并不在此,也就不进行过多叙述。
河西走廊,在唐代是重要的牧马地,高峰期达到七十万匹之多。
这里还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崔希逸的前任牛仙客,就是以这些非军功的政绩,荣耀地回长安升任了宰相,甚至封爵。
但这个狭长的地带,在当时的环境中并不宁静。它西连西域,北阻突厥,南御吐蕃,东连关中。
尤其是南面的吐蕃,给河西走廊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也是作者把笔墨放在这里的原因。
至于这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在本书中也有相应的描写。比如大斗拔谷、洪池岭、马城河、大碛、祁连山等地况,干旱少雨、融雪丰富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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