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早的地区，农民已经收过了一季的番薯玉米，但也有一些地区是到开春之后才逐步平静，这些地区的穷苦人家都不得不靠汉廷各级政府分发下来的赈济，赈济的数量，勒一勒肚皮也够他们吃到秋收，而据汉廷最新的宣传，秋收之后的税赋又将定得很低——甚至全免，这让穷苦人家对来年的生计也有了盼头。

　　汉廷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河北东西路各州县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抚政策，耗费了很大的财力，辽南与塘沽的战备存粮不断地搬出去，至于究竟搬出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只有杨应麒与陈正汇知道。为了河北的安定与重建，大汉朝廷甚至牺牲了春季趁胜进军云中的契机。

　　杨应麒一开始以为这种付出要得到回报的时间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错了。的确，农民们由重建家园到能够以赋税的方式回报国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农民一旦安定下来，就意味着着整个地区都安定下来。而国家安定后所产生的间接作用之大，却远远超过了杨应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开始进入良性循环。汉廷对各处强盗的打击越进行到后来就越顺利，因为农村的安定已经最大程度地切断了新强盗的来源。最大股最顽固的强盗在第一轮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来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贼，由于整体性社会混乱已经结束，他们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又因为新政府给了他们另外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们又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冀州发生过一件后来被编成戏曲的事情：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在汉廷宣布免除全县两年农业赋税和诏谕盗贼归家务农的特赦令之后，颤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儿子——当地山中最著名的一个强盗头子——揪回老家种地。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河北东西路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与此同时，乡绅们也依靠着新政府重新肩负起重建乡里的作用来，在韩昉、陈显及其下属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旧的乡村秩序正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杨应麒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对处理治下农村事务显得十分灵活，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硬地将辽河流域的模式搬了过来，而是在保证几条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让乡里自保自治。此时的河北农村，无论人才还是经济都已经比不上江南，不过乡贤体系还大体保存着，而且在大乱之后转入安稳，人心却很容易就定了下来。汉人毕竟就是汉人，如果有可能的话，重建家园绝对是他们在劫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到一六八三年六月，河北东西路主要州县的道路就已经平静了下来，在这几个月里，数十万非精锐部队被组织起来，转为武警队伍，分布在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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